我们的部队包围了大雪掩埋的村庄。村中不少人得知我们的到来，早就跑光了。只剩下一些老人躲在屋里，墙上粗糙廉价的年画使得这些茅屋显得越发贫苦凄凉。

我们把人们驱赶到村中空场上。这些人用破被子遮住瘦骨嶙峋的身子，用皮帽压盖住幽怨的目光。他们颤抖呻吟，仿佛想博得我们的同情。我用官话问他们，他们摇头，嘟囔着无法理解的方言。我勃然大怒，掏出枪威胁这帮蠢家伙。突然，三个人扑倒在我的脚下，抱住我的腿不放，用标准的官话大呼冤枉。我厌恶地用枪托推打他们，试图摆脱他们的纠缠。可这三人把我拉得更紧了，还用头撞我的肚子。

我的尴尬引得士兵们一阵哄笑。我对其中的一个嚷道：

“混蛋，还不过来帮我！”

他的笑容消失了，脸上泛起了杀气。他敏捷地从肩上摘下枪，对着其中一个老头儿的屁股狠刺一刀。

伤者呻吟着在地上打滚。他的两个同伴吓得昏倒在地。我回过神儿来，对他大吼：

“混蛋，你也不怕扎到我。”

看热闹的官兵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大日本皇军的虐待心理来自于我们所受的体罚式教育。小时候，家长的耳光、辱骂与责备，是家常便饭。部队中，一旦犯错，就会被上级用竹尺痛打，直到脸颊红肿出血。

我讨厌折磨无辜的人，也同情那些生活在无知、贫穷和肮脏中的中国农民。

我命令士兵给伤者包扎伤口，把老头送回家。我们搜查全村，将粮食财产洗劫一空。我向这帮农民允诺，只要他们说出抗日分子的藏身之地，我就把一切都还给他们。

第二天，天还没亮有维持会的人来告密。

对饥饿的恐惧让有的人开了口。我们不等天亮就在大雪中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