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狼图腾和龙图腾这些关键性的相同之处，我推测，中华龙图腾很可能就是从草原狼图腾演变而来的，就像华夏农耕民族是由草原游牧民族演变而 来的一样。由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没有离开草原，所以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也一直没有变形，草原民族从古到今也一直崇拜狼图腾；而在远古，一部分游牧民族离 开了草原，进入华夏农耕区，也就把腾格里崇拜和狼图腾崇拜带到华夏农耕生活中。由于，在古代无论牧业和农业都是靠天吃饭，因此，转移到农耕地区的天崇拜也 就被保留下来，但是游牧部族变成农耕族以后性格逐渐软化，慢慢变得怕狼恨狼了，那么从草原上带来的狼图腾崇拜就不适应农耕生活和精神，于是原来的狼图腾就 慢慢被农耕生活所改造，改成具有耕云播雨功能的龙图腾新形象了。

在远古，东亚草原一定有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民族；在传说中，伏羲时期的图腾是“人首蛇身”形象的图腾，伏羲神“本人”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后 来，经过部族的融合，华夏先人们大概以狼图腾和“人首兽身”图腾为主干，再吸收了游牧部族和原土著农耕族的图腾形象的某些局部，加上了鱼鳞、鹰爪和鹿角等 部件，于是狼图腾就变成了龙图腾。在龙图腾创造和融合的过程中，狼图腾的形象起着关键作用，因为“人面蛇身”的形象与后来的威猛可怕的龙形象相差太远。我 看过考古出土的仰韶时代的“人面蛇身”陶式图形，那哪是龙

啊？ 简直就像一只壁虎，或者像大头蜈蚣那样的小爬虫，形象阴暗猥琐恶心，毫无审美价值和神圣感。而蛇蟒身上加上狼头，那就不一样了，“狼首蛇身”就基本上有龙 的威猛的艺术雏形了。后来的中华龙的形象之所以威猛可怕，震慑人心，并具有审美价值，就在于它具有狼一样猛兽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抽象”的龙一定会有具象 的根据，而中华各民族中历史中最悠久又最具象的凶猛图腾只有狼图腾。因此，没有狼图腾的形象、性格和精神的参与，中华龙就不能成其为龙，而只能是中华虫。

陈阵让杨克上车，他也上了车并打开车内灯，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卡片说：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华夏传说中那个神秘的饕餮神兽。我认为饕 餮也很可能是由狼演变而来的，后来饕餮再演变为龙。《辞海》说：饕餮是“传说中的贪食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吕氏春秋·先 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辞海》在解释饕字说：饕即“贪，《汉书·礼乐志》：‘贪饕险’颜师古注：‘贪甚曰饕。’特指贪食。”

上面几段话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饕餮是一种“恶兽”，而不是鱼蛇蟒鳄，不属于鱼类或爬行类。《辞海》中还有附有商周鼎上的饕餮纹。你只要看一看就可以认出那个凶恶的猛兽像谁，非常像狼的正面像，也是圆眼吊睛，凶狠无比。

二是，饕餮甚贪食。这个特征鲜明地指出了狼的特性。“极贪食”是草原狼的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咱俩养过狼，太知道狼的这个天性了，咱俩可以举出无 数个狼贪食的例子。天下再没有比狼更贪食的动物了。不信可以让人去问老牧民，天下最“贪食的恶兽”是谁？回答肯定是狼。人所共知，“贪”就是狼性的代名 词。董仲舒说秦“以贪狼为俗”，也把贪与狼相并列。中国人形容贪食总是用“狼吞虎咽”，而且还把狼排在虎之前，狼比虎更贪食。形容贪心都说“狼子野心”， 不会说“虎子野心”。

由于饕餮具有“恶兽”和“甚贪食”这两个狼的特征，而且饕餮纹又像狼。因此，传说中的饕餮很可能就是狼，或是从狼演变而来的神兽。

三是，饕餮成为商周鼎的主要纹饰，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宝鼎是华夏民族在青铜时代的立国之重器。在周朝，“一言九鼎”的“鼎”，是象征至高 无上王权的神器和礼器，也是祭天祭祖的祭器，鼎在华夏先民心目中处于民族“图腾柱”的地位。因此，只有属于民族的图腾才有资格登上如此崇高的地位，而被镌 刻铸造在宝鼎重器之上。这一现象又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到商周时，华夏族可能还仍然崇拜狼图腾，至少是猛兽图腾，炎帝黄帝族祖先的图腾崇拜遗风可能还继 续存在，而周朝时期的华夏族受狼图腾的影响更深，因为，周起源于西戎，而西戎大多是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族。其二，当时的“龙”可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尚未真 正成为华夏族的民族图腾，否则，象征王权的宝鼎就一定会以龙作为主要纹饰。而且，当时周天子也还没有坐龙座，那时还延续着炎黄游牧遗风，席地而坐。

周鼎上的纹饰主要由饕餮纹和云纹所组成，以饕餮为中心，云纹环绕其周围。显然，饕餮神兽在天上，从云层里探出头，俯看人间。它的身体则藏在云 里，不知是否有蛇身或龙身，但是如果在饕餮脑袋后面续上龙身，那就与后来的标准龙相差不远了。所以，我认为，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可能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 过渡阶段。饕餮既有狼的性格，又有后来龙的狰狞面目。

以前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青铜时代的华夏族，会崇拜那么贪吃的饕餮，竟然把它捧上国家神器的地位。难道那时的中国人就那么贪吃吗？因而也就那么崇 拜贪食的恶兽？而饕餮贪婪的吃相真是毫无神圣可言。但是后来当我发现饕餮有可能是狼图腾的变形的时候，我立即想通了。贪食只是狼的一个特征，是狼精神和性 格的表象。商周时期的华夏族对饕餮神兽的崇拜，是对游牧先祖狼图腾崇拜的承续，狼虽然贪食，但是它的凶猛进取、威武不屈、宁肯战死、不愿病终的精神才是早 期华夏族崇拜它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只有深刻了解狼以后才能理解，而后来恨狼怕狼的农耕民族和儒家就难以理解，所以无法给人以信服的解释。再后来，当农耕 和儒家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贪吃的恶兽-饕餮，就必然从国家神器上退位，被改造成龙，让位给龙。

历史上的狼精神曾征服了无数个游牧民族，而无数个游牧民族又是那么强烈地崇拜狼图腾。为什么入主中原或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帝王，到后来也那么喜欢 穿中华的龙袍，坐中华的龙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龙图腾里看到了他们民族的狼图腾的变形或影子，龙图腾实际上就是改形换面不变心的草原民族的飞狼图腾。然 而，正像游牧民族来到华夏农田以后，他们的游牧精神被改造成农耕意识那样，游牧民族的图腾精神也必然被农耕存在所改造，于是保护草原的狼图腾也就变成主管 农耕的命脉-呼风唤雨的龙图腾，于是狼就变成了龙。而且，在龙图腾上又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农耕民族的观念和意识，把龙图腾的原始精神实质改得面目全非，蛮 好的强悍进取的狼图腾民族精神，竟被改造成象征帝王权威的专制暴力精神。龙图腾成为中国历代专制帝王狐假虎威，镇吓人民的帝王图腾。龙袍只属于皇帝一人， 九龙九爪。其他七龙七爪，五龙五爪的官袍不能称之为龙袍，只能叫作蟒袍。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清除民族图腾里面后加上去的专制帝王的糟粕，而 应当还其华夏民族图腾的本来面貌-狼图腾精神。

中华龙令人恐惧的凶猛形象和身体里面，最初蕴含的很可能就是令人敬仰的狼图腾精神和灵魂。中华龙图腾与中华狼图腾也可能具有不可割断的血缘关 系，但是，在精神实质上，中华龙已完全异化：自由的狼变为专制的龙，全民族的精神楷模变成了独裁者的化身；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图腾演变成了毫无生命力的龙舞 道具空壳、纸龙纸老虎。

只有抽掉中华龙图腾中的封建帝王专制精神，而重新“注入”狼图腾自由强悍的进取精神，那么，未来的中国巨龙才有可能真正腾飞，飞向全球，飞向太空，去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两人在车里吃光了午餐的剩食，还是压不住腹中饥肠辘辘的声音。杨克说：我真想跟饕餮那样吃下去整盆手把肉。陈阵说：嘎斯迈要是看见咱俩像狼一样的吃相准保高兴。杨克打

开了所有的车灯，驾着吉普向西北边境线草场驶去。翻过高坡，可以看到远处像灯塔那样一亮一灭的灯光，嘎斯迈一定握着手电在那里站得很久了。陈阵从后视镜久久地回望朦胧月光下静静的狼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回来…

2002年春，巴图和嘎斯迈从额仑草原给陈阵打来电话说：额仑宝力格苏木（乡）百分之八十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你们农村圈养牲畜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呢…

陈阵半天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窗外突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日。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

陈阵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洞也将被黄沙埋没。

1971年至1996年腹稿于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北京。

1997年初稿于北京。

2001年二稿于北京。

2002年3月20日三稿于强沙尘暴下的北京。

2003年岁末定稿于北京。

Jiang Rong was born in Beijing in 1946. In 1967, he joined the first wave of intellectuals who moved to the countryside as volunteers, living with nomadic communities on the Chinese border of Inner and Outer Mongolia for eleven years. Following his return to Beijing, Jiang embarked on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ssumed an academic position at a Beijing university. Now retired, he lives in Beijing with his wife. Wolf Totem is his first novel.

Howard Goldblatt is the foremost translator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He has published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more than thirty novels and story collections by writers from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He has also authored and edited half a dozen books on Chinese literature. He is a winner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Year Award given by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The founding editor of the journal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e has written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Times1 of London, Time magazine, World Literature Today, and The Los Angeles Times.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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