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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让母亲带四姐上沪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个烧饼,刚咬了一口,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老太婆没往嘴里扔,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似 乎准备好,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天气冷,刮着风,老太婆龟缩着,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脸和脖胫的皱纹垂叠在衣服上,象一圈圈绳子套着。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 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把四姐吓傻了,大哭起来。

母亲跨过街,牵着四姐就走了。

她们只能把父亲留在沪州医院,回到重庆。五张嘴要吃饭,母亲照旧出外做零时工。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沙,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一个胖胖的女人 在管称秤。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说要100 斤才能称秤。母亲饿得没力气,让大姐三哥二个担一些,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劲压,她的脚踝骨受不住,一下扭歪了脚脖子,她忍着痛把一 担沙挑到秤上,一称98斤。

王眼镜说不到100 斤,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母亲低声下气:我们一不抢,二不盗,靠力气养家糊口,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王眼镜没有答话,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罗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脚猛踢狠踩碎罗筐。

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有个管帐的青年走出来,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在一旁说了几句话,想调解。王眼镜认识他,冲着他嚷:小孙,别包屁反动分子家属!那青年不再跟她辩理,只是把受伤的母亲扶回家,母亲脚踝肿起来鞋,进门就倒了。

他比母亲小十岁,母亲当时三十四岁,他才二十四岁,没有成家。继父是城中心一个小业主,有二间小作坊,做牛骨塑料梳子,解放后公私合营,一丁点 儿的资产合并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厂,继父拿的“定息”,和工人的工资差不了多少,却还算作一个“资本家”。他中学一毕业就到工厂“实习”,地位不清不 白,介于资方代理人和小干部之间。他安排零时工搬运组每天的工作,定时向管零时工的干部汇报。流汗当然比工人少,工作却勤勤恳恳。他找来伤湿止痛膏,给母 亲贴到脚踝上,帮她料理一下家务和孩子。

母亲脚好后,就到小孙所在的塑料厂做搬运工。

过江抬石绵板,母亲比其他人慢几步,拉下一班轮渡,等船到岸,他就在趸船等着,帮母亲挑。

他说他是家中老大,两岁时丧父,母亲在孙家帮人时,被刚丧妻的孙家看中,续了弦。于是他改跟继父姓,母亲在孙家又生了五个孩子。

他在那个家等于一个外人。他没有姐姐,想有个姐姐,他对母亲说,我能不能叫你姐?

母亲说,如果你不嫌弃,你就把我当姐姐好了。

一次母亲来月经,从江边抬水泥上坡,吐出一口血来,当场晕倒,只好躺在家里休息二天。小孙照顾五个孩子,他节省自己的粮票,给这个家里。还冒着风险从工厂食堂偷馒头给这个家里的孩子吃。这群饥饿了二三年的孩子,到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才没饿出留残终生的大病。

他去给食堂采购粮食,偷偷留下十斤大米,为这个家他又干了一桩迫不得已的事。十斤大米在那时,能使饥饿的一家美得登上了天,孩子们开怀吃了一星 期。这个认的弟弟,比亲弟弟还亲。他来家里,挑水劈柴、上屋顶补漏雨的瓦等等重活都被他包揽了,他来了,吹口琴给孩子们听,家里有了笑声。他喜欢唱川剧, 母亲爱听,母亲竟也跟着他哼上几句。她才三十四岁,还是一个少妇,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喉咙里还能发出悦耳的声音。那些日子母亲上班不再感到劳累不堪,回到家 里也很少对孩子们发脾气。

他看着母亲以前的一张照片说,“你烫了发一定不一样。”他说他家还留有烫发的药水,密封好的。

烫发对母亲已是久违的事了,那还是她最初作新嫁娘的岁月,母亲一生中不多的快乐时光。在她饥饿冷清毫无盼头的生活里,她已经忘了自己的长相。而 这个弟弟就象魔术师一样,把这一切还给她。他为她烫了头,生平第一个男人为她整理头发。他的手那么轻巧,仔细。天下着毛毛小雨,绵绵不尽,屋子里一盏浅淡 的灯,在那时刻温暖如春。

父亲已好久走船未回来,也没给家里写信。母亲已很长时间没有过男人,似乎已忘了男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作她弟弟的男人,让她记起自己是个女人, 欲望和需要爱的强烈感觉,在她的心里恢复,她弄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母亲没有转过脸,他仍然站在她的身后。她只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自然地与他靠在一起, 他们这么靠在一起仅几秒钟,两人又害怕又惊喜,孩子们没有回家,家从未这么空旷,床也从未这么空旷,将要发生的事,谁也逃不开,谁也挣脱不了,他们的身体 在这么个空旷的世界里相连在一起。

他们一点也不从容做完爱后,房门就响了,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回来,一切都象是注定的、安排好了的。

5

就在母亲现在坐着的床上!现在,母亲一个人坐在我的对面,她的脸一点不因为回忆自己三十四岁时而显得年轻,她还是那个我看惯的疲惫不堪未老先衰的退休女工。

就是说,她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身孕。我,一个非婚孩子-应该早猜到,比如“烂货养的”、“野种”类似的话,街上人互相也骂,但与骂我时那种狠劲完全不一样。我得到的暗示已经够多了!一定是潜意识中的恐惧,让我从来没有往那上面想。

“那正是大饥荒时期,”母亲谈论这个男人时,好象换了一个人,很陌生,平常一惯粗声凶气的声音变得异常轻缓,哪怕激动地为自己辩护时也没有高一 声。“你不可能懂,在世人面前,那是最丢脸的事!所以我不肯告诉你。1961年,我真不晓得全家啷个活下去。是他支撑了我,他就象老天爷派来的,你不晓 得,他救了我们全家,你不晓得他有多好。”

母亲说怀上我后,她就不想要。不仅这个家不容,这个家还这么穷,又在饥饿年代,添一张嘴,日子更难,这孩子不能生下。她有意抬重物,奔山路,想小产,但孩子就象生根似赖在她身体里不肯下来。于是,她想去医院打掉孩子。

母亲与小孙商量,他不同意。母亲非要打掉不可,她觉得这孩子根本不应该存在,纯属误会,完全不必要让孩子一生忍受耻辱。两人争执不下,无奈中,两人都同意一起到罗汉寺庙里去抽签。说好上签让孩子生下来,下签就不要。

“那中签呢?”母亲说。

“也生下,”他说。

“送人,”母亲说。

下签,他俩谁也未想到。拿到签,两人异口同声说,抽签不算。“下签也生,孩子是一条命,”他说,“这是我们的孩子。”是呀,抽签怎个算呢?两个人抽的签,就不是佛意。佛归一心,归哪个人的心?

我倒觉得那个下签,是我抽中的,我不想生下来。

随着母亲的肚子大起来,到底是否要这孩子一事终没有决定,直到大姐有天半夜起床解小便。解完小便,口渴,想喝开水,就下了阁楼轻悄悄用手指拔弄开门闩。

她懵懂中看见母亲床前有一双男人的鞋子,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喊爸爸。结果把小孙惊醒,吓了一大跳,赶忙起来穿上衣裤跑出院门。隔壁邻居都拉亮灯 起床,闹哄哄一片。十六岁的大姐当时在跟一个男孩交朋友,学校在惩罚她,母亲也不许,二人正在闹别扭。加上她恨母亲从未带她去见她的生父,她刚知道生父已 饿死在劳改农场,对此,大姐不肯轻饶母亲。她生活中一切不顺都是母亲一手造成的,她骂母亲是破鞋。

母亲气极了,叫大姐滚出去。

大姐不理,拿起碗橱边上的切菜刀,她不是要杀母亲,也不是自杀,而是吓唬母亲。母亲夺过刀来,不小心,刀在大姐的手腕划了一道口,鲜血溅了出 来。家里其他四个孩子全吓醒了,小小的五哥哭得最厉害。那夜,邻居们没了睡意,他们叫来户籍,要“教育”母亲。大姐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没再吭声。二姐 说,这是我家里的事,她说她要睡觉,就把房门关了。

此后,小孙来,大姐只要在家,背过脸就含沙射影地骂他,小孙只当没听见一样。再以后看见大姐一回家,他就走,母亲处在小孙与大女儿中间,左右为难,不知所措。

大姐看着母亲挺着的大肚子,怨气越来越深,等到听说父亲船要回来了,就赶到江边,抢着第一个告诉了父亲。那天,父亲打了母亲,二人吵得很厉害,二人都哭了。

于是,母亲第二次决定去医院引产,了结这件事。

出乎母亲意料,父亲没同意。父亲说大人作孽,别杀死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就是一条性命。母亲觉得父亲是想留着这个孩子,作为今后在家里降服妻子的依据。这么一想,倔犟劲也上来了:她就是要生下这个孩子,看今后会怎么理亏受气。她又一次打消了去医院引产的念头。

父亲的回家,没能止得住母女俩关系恶化,她们越吵越厉害。大姐又去告诉左邻右舍,还说要去告诉每一个人。在人们眼里母亲成了一个坏女人:不仅和人私通,竟然搞大了肚子,还敢生孽种。

市政府正在搞“共产主义新风尚”运动,这个贫民区风尚实在不够共产主义,是重点整治区。于是,居委会半怂恿半逼迫父亲到法院去告小孙,告他犯了诱奸妇女破坏家庭罪,犯了破坏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

母亲说,“那时你已落地了,那帮人,那帮专门管人的人,要法庭将你罚给小孙,同时又要让他坐牢,让他的母亲代他抚养你,我和你那阵子真是到绝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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