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让母亲带四姐上沪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个烧饼，刚咬了一口，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老太婆没往嘴里扔，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似 乎准备好，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天气冷，刮着风，老太婆龟缩着，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脸和脖胫的皱纹垂叠在衣服上，象一圈圈绳子套着。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 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把四姐吓傻了，大哭起来。

母亲跨过街，牵着四姐就走了。

她们只能把父亲留在沪州医院，回到重庆。五张嘴要吃饭，母亲照旧出外做零时工。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沙，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一个胖胖的女人 在管称秤。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说要100 斤才能称秤。母亲饿得没力气，让大姐三哥二个担一些，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劲压，她的脚踝骨受不住，一下扭歪了脚脖子，她忍着痛把一 担沙挑到秤上，一称98斤。

王眼镜说不到100 斤，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母亲低声下气：我们一不抢，二不盗，靠力气养家糊口，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王眼镜没有答话，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罗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脚猛踢狠踩碎罗筐。

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有个管帐的青年走出来，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在一旁说了几句话，想调解。王眼镜认识他，冲着他嚷：小孙，别包屁反动分子家属！那青年不再跟她辩理，只是把受伤的母亲扶回家，母亲脚踝肿起来鞋，进门就倒了。

他比母亲小十岁，母亲当时三十四岁，他才二十四岁，没有成家。继父是城中心一个小业主，有二间小作坊，做牛骨塑料梳子，解放后公私合营，一丁点 儿的资产合并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厂，继父拿的“定息”，和工人的工资差不了多少，却还算作一个“资本家”。他中学一毕业就到工厂“实习”，地位不清不 白，介于资方代理人和小干部之间。他安排零时工搬运组每天的工作，定时向管零时工的干部汇报。流汗当然比工人少，工作却勤勤恳恳。他找来伤湿止痛膏，给母 亲贴到脚踝上，帮她料理一下家务和孩子。

母亲脚好后，就到小孙所在的塑料厂做搬运工。

过江抬石绵板，母亲比其他人慢几步，拉下一班轮渡，等船到岸，他就在趸船等着，帮母亲挑。

他说他是家中老大，两岁时丧父，母亲在孙家帮人时，被刚丧妻的孙家看中，续了弦。于是他改跟继父姓，母亲在孙家又生了五个孩子。

他在那个家等于一个外人。他没有姐姐，想有个姐姐，他对母亲说，我能不能叫你姐？

母亲说，如果你不嫌弃，你就把我当姐姐好了。

一次母亲来月经，从江边抬水泥上坡，吐出一口血来，当场晕倒，只好躺在家里休息二天。小孙照顾五个孩子，他节省自己的粮票，给这个家里。还冒着风险从工厂食堂偷馒头给这个家里的孩子吃。这群饥饿了二三年的孩子，到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才没饿出留残终生的大病。

他去给食堂采购粮食，偷偷留下十斤大米，为这个家他又干了一桩迫不得已的事。十斤大米在那时，能使饥饿的一家美得登上了天，孩子们开怀吃了一星 期。这个认的弟弟，比亲弟弟还亲。他来家里，挑水劈柴、上屋顶补漏雨的瓦等等重活都被他包揽了，他来了，吹口琴给孩子们听，家里有了笑声。他喜欢唱川剧， 母亲爱听，母亲竟也跟着他哼上几句。她才三十四岁，还是一个少妇，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喉咙里还能发出悦耳的声音。那些日子母亲上班不再感到劳累不堪，回到家 里也很少对孩子们发脾气。

他看着母亲以前的一张照片说，“你烫了发一定不一样。”他说他家还留有烫发的药水，密封好的。

烫发对母亲已是久违的事了，那还是她最初作新嫁娘的岁月，母亲一生中不多的快乐时光。在她饥饿冷清毫无盼头的生活里，她已经忘了自己的长相。而 这个弟弟就象魔术师一样，把这一切还给她。他为她烫了头，生平第一个男人为她整理头发。他的手那么轻巧，仔细。天下着毛毛小雨，绵绵不尽，屋子里一盏浅淡 的灯，在那时刻温暖如春。

父亲已好久走船未回来，也没给家里写信。母亲已很长时间没有过男人，似乎已忘了男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作她弟弟的男人，让她记起自己是个女人， 欲望和需要爱的强烈感觉，在她的心里恢复，她弄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母亲没有转过脸，他仍然站在她的身后。她只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自然地与他靠在一起， 他们这么靠在一起仅几秒钟，两人又害怕又惊喜，孩子们没有回家，家从未这么空旷，床也从未这么空旷，将要发生的事，谁也逃不开，谁也挣脱不了，他们的身体 在这么个空旷的世界里相连在一起。

他们一点也不从容做完爱后，房门就响了，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回来，一切都象是注定的、安排好了的。

就在母亲现在坐着的床上！现在，母亲一个人坐在我的对面，她的脸一点不因为回忆自己三十四岁时而显得年轻，她还是那个我看惯的疲惫不堪未老先衰的退休女工。

就是说，她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身孕。我，一个非婚孩子-应该早猜到，比如“烂货养的”、“野种”类似的话，街上人互相也骂，但与骂我时那种狠劲完全不一样。我得到的暗示已经够多了！一定是潜意识中的恐惧，让我从来没有往那上面想。

“那正是大饥荒时期，”母亲谈论这个男人时，好象换了一个人，很陌生，平常一惯粗声凶气的声音变得异常轻缓，哪怕激动地为自己辩护时也没有高一 声。“你不可能懂，在世人面前，那是最丢脸的事！所以我不肯告诉你。1961年，我真不晓得全家啷个活下去。是他支撑了我，他就象老天爷派来的，你不晓 得，他救了我们全家，你不晓得他有多好。”

母亲说怀上我后，她就不想要。不仅这个家不容，这个家还这么穷，又在饥饿年代，添一张嘴，日子更难，这孩子不能生下。她有意抬重物，奔山路，想小产，但孩子就象生根似赖在她身体里不肯下来。于是，她想去医院打掉孩子。

母亲与小孙商量，他不同意。母亲非要打掉不可，她觉得这孩子根本不应该存在，纯属误会，完全不必要让孩子一生忍受耻辱。两人争执不下，无奈中，两人都同意一起到罗汉寺庙里去抽签。说好上签让孩子生下来，下签就不要。

“那中签呢？”母亲说。

“也生下，”他说。

“送人，”母亲说。

下签，他俩谁也未想到。拿到签，两人异口同声说，抽签不算。“下签也生，孩子是一条命，”他说，“这是我们的孩子。”是呀，抽签怎个算呢？两个人抽的签，就不是佛意。佛归一心，归哪个人的心？

我倒觉得那个下签，是我抽中的，我不想生下来。

随着母亲的肚子大起来，到底是否要这孩子一事终没有决定，直到大姐有天半夜起床解小便。解完小便，口渴，想喝开水，就下了阁楼轻悄悄用手指拔弄开门闩。

她懵懂中看见母亲床前有一双男人的鞋子，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喊爸爸。结果把小孙惊醒，吓了一大跳，赶忙起来穿上衣裤跑出院门。隔壁邻居都拉亮灯 起床，闹哄哄一片。十六岁的大姐当时在跟一个男孩交朋友，学校在惩罚她，母亲也不许，二人正在闹别扭。加上她恨母亲从未带她去见她的生父，她刚知道生父已 饿死在劳改农场，对此，大姐不肯轻饶母亲。她生活中一切不顺都是母亲一手造成的，她骂母亲是破鞋。

母亲气极了，叫大姐滚出去。

大姐不理，拿起碗橱边上的切菜刀，她不是要杀母亲，也不是自杀，而是吓唬母亲。母亲夺过刀来，不小心，刀在大姐的手腕划了一道口，鲜血溅了出 来。家里其他四个孩子全吓醒了，小小的五哥哭得最厉害。那夜，邻居们没了睡意，他们叫来户籍，要“教育”母亲。大姐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没再吭声。二姐 说，这是我家里的事，她说她要睡觉，就把房门关了。

此后，小孙来，大姐只要在家，背过脸就含沙射影地骂他，小孙只当没听见一样。再以后看见大姐一回家，他就走，母亲处在小孙与大女儿中间，左右为难，不知所措。

大姐看着母亲挺着的大肚子，怨气越来越深，等到听说父亲船要回来了，就赶到江边，抢着第一个告诉了父亲。那天，父亲打了母亲，二人吵得很厉害，二人都哭了。

于是，母亲第二次决定去医院引产，了结这件事。

出乎母亲意料，父亲没同意。父亲说大人作孽，别杀死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就是一条性命。母亲觉得父亲是想留着这个孩子，作为今后在家里降服妻子的依据。这么一想，倔犟劲也上来了：她就是要生下这个孩子，看今后会怎么理亏受气。她又一次打消了去医院引产的念头。

父亲的回家，没能止得住母女俩关系恶化，她们越吵越厉害。大姐又去告诉左邻右舍，还说要去告诉每一个人。在人们眼里母亲成了一个坏女人：不仅和人私通，竟然搞大了肚子，还敢生孽种。

市政府正在搞“共产主义新风尚”运动，这个贫民区风尚实在不够共产主义，是重点整治区。于是，居委会半怂恿半逼迫父亲到法院去告小孙，告他犯了诱奸妇女破坏家庭罪，犯了破坏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

母亲说，“那时你已落地了，那帮人，那帮专门管人的人，要法庭将你罚给小孙，同时又要让他坐牢，让他的母亲代他抚养你，我和你那阵子真是到绝路上了。”